他说：这有几辆两冲程的TZM，雅马哈的，一百五十CC，比这车还小点。 接着此人说：我从没见到过不戴头盔都能开这么猛的人，有胆识，技术也不错，这样吧，你有没有参加什么车队? 最后在我们的百般解说下他终于放弃了要把桑塔那改成法拉利模样的念头，因为我朋友说：行，没问题，就是先得削扁你的车头，然后割了你的车顶，割掉两个分米，然后放低避震一个分米，车身得砸了重新做，尾巴太长得割了，也就是三十四万吧，如果要改的话就在这纸上签个字吧。 其实离开上海对我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只是有一天我在淮海路上行走，突然发现，原来这个淮海路不是属于我的而是属于大家的。于是离开上海的愿望越发强烈。这很奇怪。可能属于一种心理变态。 我深信这不是一个偶然，是多年煎熬的结果。一凡却相信这是一个偶然，因为他许多朋友多年煎熬而没有结果，老枪却乐于花天酒地，不思考此类问题。 此后我决定将车的中段和三元催化器都拆掉，一根直通管直接连到日本定来的碳素尾鼓上，这样车发动起来让人热血沸腾，一加速便是天摇地动，发动机到五千转朝上的时候更是天昏地暗，整条淮海路都以为有拖拉机开进来了，路人纷纷探头张望，然后感叹：多好的车啊，就是排气管漏气。 北京最颠簸的路当推二环。这条路象征着新中国的一路发展，就两个字——坎坷。二环给人的感觉就是巴黎到莫斯科越野赛的一个分站。但是北京最近也出现了一些平的路，不过在那些平的路上常常会让人匪夷所思地冒出一个大坑，所以在北京看见法拉利，脑子里只能冒出三个字——颠死他。 当时我对这样的泡妞方式不屑一顾，觉得这些都是八十年代的东西，一切都要标新立异，不能在你做出一个举动以后让对方猜到你的下一个动作。